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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郑永年 原创 | 2019-06-10 10:55 | 收藏 | 投票 编辑推荐 焦点关注
    关键字:中国 弱智 

    佛罗伦萨火车站 www.mfgv.net   ⽆论就中国历史还是就世界历史⽽⾔,这个时代⽆疑是⼀个伟⼤的时代。

      ⾃改⾰开放以来,中国经历了巨⼤的经济和社会转型,乃⾄政治转型。就经济⽽⾔,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⼀个贫穷的经济体跃升为世界上第⼆⼤经济体,从⼀个⼏乎处于封闭状态的经济体,转型成为世界上最⼤的贸易⼤国,并且已经俨然成为世界新⼀波全球化的领头⽺。

      ⽽这些变化的背后,是从原先计划经济向中国⾃身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。就社会发展⽽⾔,这些年⾥中国已经促成了数亿⼈⼝的脱贫,同样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;尽管还有很多穷⼈,但⼈均国⺠⽣产所得也已经接近9000美元。

      社会其他⽅⾯的发展也同样显著,包括⼈⼝寿命、教育、社会保障、住房等等。就政治⽽⾔,1949年之后建⽴起来的制度经受住了各种挑战,化解了各种?;?;尽管仍然被⻄⽅简单地视为权威主义体系,但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显现出其⾼度的韧性和灵活性,与时俱进。这个伟⼤时代的伟⼤实践,需要⼈们来解释,来提升,概念化和理论化,从⽽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。很显然,这是中国知识界的责任。

      这个责任本也可以促成中国知识界的伟⼤时代,但现实⽆⽐残酷,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⼤实验场的时候,中国的知识界则进⼊⼀个悲歌时代。

      说是知识的悲歌时代,倒不仅仅是因为权⼒、⾦钱和⼤众对知识史⽆前例的鄙视,也不是因为知识常常被⽤来点缀、成为可有可⽆的东⻄,因为知识从来就是卑微的,也应当是卑微的。

      今天知识悲歌的根本原因,在于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,知识创造者失去了⾃身的主体地位,⽽⼼⽢情愿地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。

      中国⼤学众多,每年都有很多校庆,不过⼀次次校庆就是对知识的⼀次次羞辱。

      每次校庆,⼤家⽆⼀不是以培养了多少政治⼈物、多少富豪⽽感到⾃豪,唯独说不出来的就是,没有⼀个⼤学已经培养出⼀位钱学森⽣前所的说“⼤师”。

      实际上,今天⼤学或者研究机构所举办的各种公共论坛乃⾄学术研讨会,⼈们都已以邀请到⼤官⼤富为⽬的,⽽知识本身则是及其次要的、可有可⽆的陪衬物。

      知识体系是任何⼀个⽂明的核⼼,没有这个核⼼,任何⽂明就很难在世界上⽣存和发展,⾄多成为未来考古学家的遗址。从知识创造的⻆度来看,正是伟⼤的知识创造才造就了⽂明。

      在⻄⽅,从古希腊到近代⽂艺复兴再到启蒙时代,这是⼀个辉煌的知识时代,没有这个时代,就很难有今天⼈们所看到所体验到的⻄⽅⽂明。中国也如此,春秋战国时代的“百家争鸣”到宋朝的朱熹,再到明朝的王阳明等,铸造了中国⽂明的核⼼。

      就知识创造者来说,知识创造从来就是个⼈的⾏为。尽管有些时候也表现为群体知识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“百家”,但群体知识仍然是基于个⼈知识体系之上,只是⼀些学者之间有了共识,才形成为互相强化的群体知识。

      同时,在中国“学⽽优则仕”的政治环境⾥,知识表⾯上是政府知识分⼦(也就是“⼠”)这个阶层创造的,但应当指出的是,政府从来不是知识的主体。

      当然,这并不是说,政府在知识创造过程中就没有责任,政府既可以为知识创造有利、有效的环境,也可以阻碍知识的创造。因此,从知识创造者这个主体来反思当代中国的知识悲歌,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。也就是说,我们要回答“我们的知识创造者⼲什么去了呢? ”这个问题。

      ⼀个⼀般的观察是,在中国社会中,历来就是“争名于朝、争利于市、争智于孤”。这⾥, “争名于朝”是对于政治⼈物来说的, “争利于市”是对商⼈来说的,⽽“争智于孤”则是对知识⼈来说的。今天的知识悲歌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知识⼈已经失去了“争智于孤”的局⾯,⽽纷纷加⼊了“争名于朝”或者“争利于市”,有些知识⼈甚⾄更为嚣张,要名利双收。

      争名于朝。现在和过去不⼀样了,从前是“学⽽优则仕”,从学的⽬标就是从官,并且两者没有任何边界。现在从学的⽬标已经⼤⼤超越(⾄少在理论上说)

      了从官,并且两者之间有了边界。尽管⼤多知识⼈⼠不为官了,但“为官”的⼼态仍然浓厚,因此还是通过各种变相的⼿段争名于朝。当然,这背后还是巨⼤的“利益”。竞相通过和“朝廷”的关联来争名,这个现象随处可⻅。

      ⼀些学者给政治局讲⼀次课就觉得⾃⼰⾮常地了不得了。

      今天在做智库评价指标时,⼈们以争取到⼤领导的批示和认可作为了最重要的指标。更有很多知识分⼦对⼤官竭尽吹⽜拍⻢之功能。⽆论是被邀请给政治局讲课还是⽂章拿到了领导的批示,这可以是⼀个指标,但并⾮唯⼀甚⾄是最重要的指标。

      知识有其⾃⼰的指标。如果知识⼈以这些东⻄来衡量⾃⼰的知识的价值,那么不仅已经是⼤⼤异化了,⽽且很难称得上知识。

      争利于市。这对中国的知识分⼦是个新⽣事物。传统上,从理论上说,知识分⼦和商业是远离的。

      从认同上说,知识分⼦显得清⾼,不能轻易谈钱的问题;从制度层⾯来说, “⼠、农、⼯、商”的社会安排把知识分⼦和商隔离开来。当然,在实际层⾯,两者也经常⾛在⼀起的。不过,现在情形则不同了。

      知识分⼦其利益为本、以钱为本,公然地和企业⾛在⼀起,各个产业都“圈养”着⼀批为⾃⼰说话、做⼴告的知识分⼦。

      ⼀个显著的例⼦就是房地产业。中国的房地产能够⾛到今天那么荒唐的地步,不仅仅关乎房地产商和地⽅政府,⽽且也关乎于这个产业“圈养”的⼀⼤批知识分⼦,因为这些⼈在每⼀步论证着政府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正确性,推波助澜,⽽⾮纠正错误。

      知识分⼦以其他⼿段争名利在现代社会,除了和政治权⼒和商业利益发⽣关系,知识分⼦更是找到了其他的⼿段来争名利。

      例如,争名于“名”,即通过炒作既有“名⼈”⽽成名。

      研究既有名⼈未尝不可,⽽且也是知识⽣产和创造的⼿段。不过,在今天的中国,⼈们不是认真地去研究名⼈,⽽是完全根据⾃⼰的或者他⼈的需要,随意糟蹋名⼈。例如王阳明。王阳明是个⼤家,现在被炒得很红⽕。

      不过,很遗憾的是,没有⼈真正在研究王阳明,可以预⻅的是,如果现在的情况延续, “阳明学”很快就会演变成⼀种庸俗不堪的宗教,不仅静不了⼈们的⼼,反⽽会搅乱⼈们的⼼。

      这种现象在所谓的“国学”处处可⻅,⼈们所期望的国学精华没有出现,⽽那些“⽜、⻤、蛇、神”则已经泛滥成灾。

      中学如此,⻄学也如此。例如⻢克思。在世界范围内,今天的中国拥有着最⼤群体的⻢克思研究机构和⻢克思研究者,因为⻢克思⼏乎已经成为官⽅的“国学”。但是认真去读⼀下这些机构和学者的产品,有多少⼈懂⻢克思。⻢克思只是政治,只是饭碗。

      在互联⽹时代,知识更是具备了“争名利于众”的条件。这⾄少表现在两个⽅⾯。

      ⼀⽅⾯,知识⼈通过互联⽹⾛向了“市场”,把⾃⼰和⾃⼰的知识“商品化”。当然更多的是充当“贩卖者”,即没有⾃⼰的知识,⽽是贩卖⼈家的知识?;チ?#12153;是传播知识的有效⼯具,但这⾥的“贩卖”和传播不⼀样,传播是把知识⼤众化,⽽“贩卖”的⽬的仅仅是为了钱财??纯囱巯?#12103;渐流⾏的“付费知识”就知道未来的知识会成为何等东⻄了。

      另⼀⽅⾯,互联⽹也促成了社会各个⻆落上的各种各样的“知识”(宗教迷信、巫术等等)登上“学术舞台”,并且有变成主流的⼤趋势,因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是钱,是流量。

      ⽽后者的⼒量如此庞⼤,更是把前者拉下了⽔。今天的知识分⼦都是在争流量,为此⼤家争俗、争媚,媚俗和流量⽆疑是正相关的。更可惜的是,官⽅也往往把“流量”和社会影响⼒等同起来。这就不难理解,即使官⽅媒体也和众多⾃媒体⼀样,堂⽽皇之地媚俗。

      古今中外的真正学者没有⼀个是争名争利的,有很多为了⾃⼰的知识尊严甚⾄付出了⽣命的代价。

      历史上,不乏知识⼈被权⼒和资本所迫害的事例。近代以来才逐渐有了⾔论⾃由的保障。对⼤多数学者⽽⾔,名利并⾮是追求⽽来的,⽽仅仅只是他们所创造知识的副产品。

      很多学者⽣前所⽣产的知识,并没有为当时的社会所认可和接受,穷困潦倒。

      那些能够远离名利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名⽽不利。屈原便是⼀个很好的例⼦。

      ⽑泽东曾经评论过屈原,认为屈原如果继续做官,他的⽂章就没有了;正是因为被开除了“官籍”、 “下放劳动”,屈原才有可能接近社会⽣活,才有可能产⽣像《离骚》这样好的⽂学作品(引⾃邓⼒群著《和⽑泽东⼀起读苏联《政治经济学教科书》》⼀⽂)。

      ⼀旦进⼊了名利场,知识⼈便缺少了知识的想象⼒。⼀个毫⽆知识想象⼒的知识群体如何进⾏知识创造呢?⼀个没有知识创造的国家如何崛起呢?正是因为知识之于⺠族和国家崛起的重要性,近来⾃上到下都在呼吁知识的创造、创新。为此,国家也投⼊了⼤量的财经资源,培养重点⼤学,建设新型智库,吸引顶级⼈才等。但现实情况极其糟糕,因为国家的投⼊越多,名利场越⼤;名利场越⼤,知识⼈越是腐败。

      最近,清华⼤学经济管理学院院⻓钱颖⼀称中国还没有建⽴起近代⼤学,这话是很有道理的。

      可以补充的是,不仅没有建⽴起近代型⼤学,⽽且也远远落后于传统书院制度。实际上,⽆论是近代⼤学还是传统书院,重要的并不是⼤学制度或者书院制度本身,⽽是⼤学和书院的主体,即知识⼈。

      有了以追求知识的知识⼈之后,这些制度就⾃然会产⽣和发展;⽽在缺少知识⼈的情况下,最好的⼤学和书院也只是⼀个居所。更糟糕的是,在知识⼈⾃愿堕落的情况下,这类居所越好,知识越遭羞辱。

      知识圈在下⾏,知识也在下⾏。尽管预测是危险的,但⼈们可以确定的是,如果这个⽅向不能逆转,那么中国很快就会⾯临⼀个知识的完全“殖⺠化”时代,⼀个全⾯弱智的时代。

      道理很简单,⼈们已经不能回到传统不需要那么多知识的时代,知识是需要的,但⼈们因为没有⾃⼰的知识,那么只好⾛“殖⺠”路线,即借⽤和炒作别国的知识。

      在很⼤程度上说, “五四运动”以来中国⾛的就是这个⽅向,只是今天的加速度不是前⾯数⼗年可以想象的。

    个人简介
    浙江人,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,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,《中国》季刊主编,1997年到2006年担任过香港《信报》的专栏作家,2004年开始在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撰写专栏。1985年和1988,分别从北京大学获得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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